刺绣作为一个地域广泛的手工艺品，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通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特长和优势。在我国除了苏绣、湘绣、粤绣和蜀绣这"四大名绣"外，还有京绣、鲁绣、汴绣、瓯绣、杭绣、汉绣、闽绣等地方名绣，我国的少数民族如维吾尔、彝、傣、布依、哈萨克、瑶、苗、土家、景颇、侗、白、壮、蒙古、藏等也都有自己特色的民族刺绣。

    四大名绣形成于十九世纪中叶，它的产生除了本身的艺术特点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绣品商业化的结果。由于市场需求和刺绣产地的不同，刺绣工艺品作为一种商品开始形成了各自的地方特色，其中苏、蜀、粤、湘四个地方的产品销路尤广，故有"四大名绣"之称。

马茂兰刺绣手工学校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定后，烟台成为了山东最早的通商口岸，众多的外国传教士也竞相踏上了这片民风淳朴、物产富饶的沿海小镇。英国北爱尔兰人詹姆士·马茂兰(James·Mamullan)夫妇就是其中的一对，他们万里遥遥来到烟台，靠英国政府发给的微薄津贴开始了艰苦的传教生活。

摄于民国初年

摄于民国初年

    图①便是当时培真女校的情景。当时学校已采用了现代宽敞明亮的教室，教室的布局和现代普通的教室已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墙上的一幅幅宗教图画才显示了它特有的宗教气氛。照片上的女孩小的大概只有七八岁的样子，大的已有二十多岁了，不少女孩还裹着小脚，她们走出家门的这一步或许只是为了谋生学艺，然而正是她们这一步才开始了烟台花边绣花工艺长达百年的历史。教室两边女孩所学的花边在胶东被称为“棒槌花边”，这种花边样子至今还散见于胶东的农村，其中不少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仍能飞快自如地操作，不知道她们是否就是当年千百个培真女校生中的一员。

    马茂兰夫妇在传教过程中发现烟台各县妇女心灵手巧，但当时诸多妇女仍以家庭劳动为主，不参加社会劳动，生活清贫。于是马茂兰夫妇就产生了利用传教把这些妇女组织起来，向她们传授一门谋生手艺的想法。恰巧这时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海尔济的妻子梵妮在烟台开办了一家花边讲习班，1893年夏天第一期讲习班有17名烟台妇女参加花边和发网编织技术的学习。但不久，海氏夫妇回国，马茂兰夫妇就接替了他们的事业。��

    图②是当时培真学校中学麻布绣花的妇女。麻布绣花在培真女校中推广略晚，大概它需要一定刺绣经验，所以这种绣花多为成年妇女绣制。或许这位已近中年的妇女想不到，她所用的麻布绣花的原料是从英国、比利时进口，而图案由美国纽约的卡利克公司设计，不久，她绣制的花边就飘洋过海，进入了美国、加拿大的各大城市，装饰着中产阶级的家庭。当时美国的高层建筑正在兴起，这种返朴归真的室内装饰布料颇受欢迎，加拿大的多朗祯公司就因推广这种麻布花边而大发其财。��

    由于培真女校的推广，再加上仁德洋行的发展，使花边绣品的海外销售有了有利的条件，所以花边绣花工艺在烟台及其周围乡村很快地发展起来了。“历年以来，借此艺为生活之妇女，烟台一埠数以千计。”��

    到了本世纪初，仁德洋行已成为山东资金势力最大的洋行，其经营的花边绣品远销当时欧洲的英、法、德诸国。��

    仁德洋行的花边绣品除了教会学校培真女校生产的一小部分外，在经营上绝大部分采用把原料售给周围各县的绣花庄小业主，再由他们组织农村妇女织绣的办法。胶东妇女素来勤劳聪慧，她们的传统手工刺绣、剪纸等民间艺术都十分精美，又素有编织发网、渔网的传统，所以她们织绣的花边绣花都十分精美。由于花边绣花都是农家妇女炕头作业，并不影响她们的家务劳动，原来无收入的家庭妇女靠此每月可有十余元的收入，这样一来大大改善了她们的生活和社会地位。��

    当时烟台周围各县的花边绣花业以栖霞最为盛行，牟平、福山、招远等地也十分发达。据抗战前夕招远县的统计，全县共有花边绣花庄108处，从业人员3万多人，年产值达300多万元。更值得一提的是，开始编织花边的原料线均需由英国进口，后来日本又来倾销。二三十年代以后，随着民族产业的兴起，花边线和网扣线均用中国青岛生产的，这从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当时民族纺织业的发展。��

    老马茂兰1916年在烟台病逝，仁德洋行遂由其长子大马茂兰接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驻烟台的日本人查封了仁德洋行和培真女校、培真小学等教会学校，并将大马茂兰解往青岛杀害。盛极一时的烟台绣花和花边业也蒙受了沉重的打击。但提起烟台的花边绣花业，我们不能不想起马茂兰一家为此付出的艰辛的努力。